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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声又绿江南岸——写在“中国随想•詹永明教授竹笛师生音乐会暨教学成果展演”之后

萧舒文(1979-),音乐学博士。台湾人。自幼跟随詹永明、叶红旗、陈中申等著名笛家习笛。大学本科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学系(主修南音),硕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导师张维良),博士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文化人类学专业,导师张振涛)。现任职于人民音乐出版社,曾任《歌唱艺术》、《音乐研究》等杂志编辑。发表多篇论文、采访。出版专著《20世纪中国笛乐》。

2013年12月11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行“中国随想•詹永明教授竹笛师生音乐会暨教学成果展演”。著名竹笛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詹永明携其29名研究生、本科生,特邀洪侠、陈晓栋指挥浙江民族乐团,熊壮壮担任钢琴伴奏,林谷珍(中国台湾)主持导聆,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飨宴。翌日上午,在上海音乐学院北楼召开“中华笛文化系统工程研究座谈交流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笛家、笛乐爱好者,齐聚一堂,参与笛坛盛会。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93高龄的笛界耆老陆春龄先生的到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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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竹笛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詹永明

一场音乐会的曲目安排直接体现了演出者的艺术取向和品位:既显示音乐家的知识结构与视野高度,又展示对所唱奏的作品在整体历史脉络中应处地位的驾驭。本次音乐会也概莫能外,《小放牛》、《幽兰逢春》等经典笛曲可见其中,《秦川情》、《塞上风情》、《听泉》、《苍》、《绿洲》、《琅琊神韵》等榜上有名,还有篇幅宏大、技术复杂的大型作品《鹰之恋》、《中国随想NO.1——东方印象》、《雪意断桥》,以及有别于以往的笛子四重奏《火红的吹打》。由于参演人数超过全场曲目总数,部分作品以领奏、齐奏、重奏、轮奏等形式交叉重合呈现。

若是对“教学成果展演”进行简约概括,可谓涵纳多样风格,既连接传统与现代,又并顾技术与声情。不难察觉詹永明先生在教学理念实施上的深思熟虑。首先,传统曲目对学习者来说,既是演奏的技术技巧训练、曲目的积累,也是深具传承的意涵,由此可表明演奏者自身的音乐承袭渊源和师承谱系。再者,以所继承的音乐传统作为坚实基础,在学习新的多样化的音乐风格、开发运用新技术的同时,拓展出更为丰富、新颖的笛乐表现力。本场音乐会中,如糅杂众多江南民间音乐元素来呈聚轩昂气宇的《中国随想》、以昆曲曲牌【步步娇】为基调素材来渲染出现代音乐语汇的《听泉》等,无论从作品文本或演奏实践来看,都是之于上述绝对有力的例证。再次,大型作品无论是演奏技巧还是对音乐结构及其完整性的掌握,难度相对都较大,对学习者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一类新作(尤其是首演)还能充分展示笛乐整体发展的近况及动态,对教师、学生而言,都是紧跟“时代步伐”的重要媒介。我们还可看到在对音乐内容的掌握方面,技巧使用规范、风格性语言准确可谓是演奏者们的主要共同点。凭借对音乐的共同认知,以致演奏间既无夸张也不呆板的动作提示,数位演奏者亦能从节奏到乐句再到音乐表现高度统一。尤其在不同风格的音色使用方面,无论大小笛子,都在“通、松、透”基础上稳定控制,适度合宜;在同一笛子上毫无“音区”、“换音点”的“坎儿”,显示其基础训练的扎实和对音色概念的同一。还有,演奏者无论是对《小放牛》、《幽兰逢春》这一类透过“指上功夫”表现出的浓厚江南生活气息,还是“舌灿莲花”式地讲述《绿洲》、《秦川情》里的豪迈气度,总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仰赖于对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演奏习惯、人文风情等事先进行的辨析与爬梳。

缘此,看舞台音乐实践上演奏者们所具备的音乐性、技术性、完整性、范式化,无处不彰显这套教学理念与方法的系统性和规范化。

当今笛坛,尤喜以“冯子存于1953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舞蹈会演’上吹奏《喜相逢》”之事为标志确立“笛子独奏”之滥觞。其时,竹笛从广泛运用于各个地域、不同类型民间乐队中的乐器,瞬间跻身音乐会上众星拱月的独奏之席。吹笛手即可褪去了“民间艺人”之号而转称“器乐演奏家”,自草台走向华堂,擎起南腔北调、精化而成的“作品”,专业音乐院校开设的表演专业也成为学子争相竞逐的主科……与其他民族乐器一起,以新的姿态共同构建起一个音乐世界里的新中国。一个甲子的流光溢彩,执笛者或高调或默默地努力着,成就了新中国音乐史上可圈可点的一片新野。于是有学者依笛风作度量,为几代笛家概括定调:第一代笛家的“民间化”、第二代笛家的“文人化”、第三代笛家的“城市化”。恰如其分地点明了“作乐者”如何借由手上的一管竹笛,映出音乐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他们善用大江南北、不同阶层的音调,重构既有传统因素但又属于现代中国的中国形象。如同我们所熟知的那般,自20世纪中叶以来,改良的传统器乐的“音乐文本”基本上都以“曲目”与“作品”两大类为构建的基础。近六十年来依托于民间音乐的改编曲、移植曲被称为“传统曲目”;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并带有越来越强烈的创作意识的新作,则谓之为“新作品”,它们共同确立了当代器乐的基本特性,并为各种体裁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当今舞台上竹笛演奏家对技术技巧的把握,似乎胜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作曲家对笛乐语言进行的积极探索也是前所未见。正是在创作、演奏之间的相互剥离又彼此触发,使曲目积累和演奏技巧越来越多样化,逐渐达到笛乐发展史上的新高峰,呈现出既“专”且“多”的景观。相对于竹笛这项自古以来形制不曾复杂、变化不大的乐器而言,此时此刻的枝繁叶茂,确实日趋繁复、日益多元。

然而,当下笛乐也面临着诸多困惑。如何进行专业化教学,如何联系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演奏技术与文化,何为笛乐发展的未来之路……当代笛人更有一番需要认真探讨的空间,思考自身应担当的与如何担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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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笛家赵松庭

第一代笛家赵松庭之于婺剧、昆曲、江南丝竹、民歌小调,无不有“生花妙笛”,绽开别样光彩。他的教育理念、教学训练方法,既有别于传统,也有别于同辈。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笛子教材相比,赵先生编写的系统性、实用性极强的教材中,将气、指、舌三部分从固有的音乐结构模式中拆解出来,脱离过去以调高为训练起手的基本框架,分别订定训练目标。再进一步则细目类分,进行“基训”及风格性语言辨析,辅以从易到难的乐曲。将技术解构、强调专门训练方式的意识,的确有效改变了“以曲代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薪古法,使习者事半功倍,有序可寻地掌握大江南北的乡土乡音,也使笛乐所能表述的“范畴”越来越贴近地理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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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笛家詹永明

第二代笛家詹永明,受益于赵先生提出的系统化训练,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在技术训练方面更加发扬系统化的特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笛子基础教程》到《笛子基础教程14课》,将气息基础训练、颤音训练、吐音训练各自独立成课,目的性更加明确,优化既有的基本功框架,提高训练效率。在气息方面,其一是提倡口呼鼻吸、腹式吸气法,改变了传统的逆式吸气,明确提出“吸气时腹部力量向外、呼气时腹部力量往里”的呼吸方式;其二是强调平稳长音与气震音应在基本功训练中应该并重。在气震音训练方面,通过慢、中、快等各种速度配合不同的节奏点数,达到控制气震音振幅的目的,并以此得到力量上的持续、控制和合理的分配能力。此外,他将指挥的预示法这一概念引入到气息训练当中。课堂上教师运用手势使学生从视觉上迅速直观地了解气息运用方式,以此丰富音乐语言的表达手法并准确诠释音乐。在其他技术方面的训练如口型,詹先生关注于唇肌(轮轧肌)与气流速度的结合关系,以达风门收放自如,大大缩短节省了训练时间;在完善气指舌传统基本功的基础之上,强化手指半音指法与叉口等指序练习;气变音、复杂节奏音型也是训练的重点,以便为演奏现代作品奠定较好的基础。此外,在读谱方面,双谱接轨制与视奏能力的强化,是为适应当代音乐环境而做出的必要准备。

以有效的训练方式为演奏奠基,拥有更为多样、精确的表现手法,使得执笛者在掌握不同风格、表达自我、诠释音乐时得心应手,面对多元发展的当代笛乐也能从容不迫。一脉相承的系统训练方法及教学理念的实施成效,在12月11日的音乐会上再次得到检阅。

除上述基础训练方法,第一代与第二代笛家的区别还在于:身处不同时代环境,面对不同教育体制,教学目标的设定会更为细致,方法步骤会更加提纲挈领,眼光聚焦会更注重文化的机理。詹永明先生在研究生论文集的序言中提到:“对本科生的培养以基本演奏技能和舞台表演能力为核心,提倡演奏与教学并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研究生依托音乐学院的理论课程与强大的学术平台,应对笛乐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全面开展,对竹笛的艺术流派、人物、演奏技法、地域特色及当代发展等聚焦,将实践文本、历史文献、现实活态相结合,完成笛文化科研工作。”

重视理论、强调文化是“文人化”笛家观照笛乐世界独树一格之处。迷智成识,转识成智,将感性提升归纳,将实践规律总结,从不同层次的高度去理解音乐,从不同路径来实践文化。如此往来,笛乐文本在乐谱之外又增添了文字,时间艺术经铅字转化成为可靠依据,风情、民俗、文化被解读出更深层次的人文意涵。也因此,理论研究可作为表演实践的理性支撑,同时其深度与广度更成为笛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

12月12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北楼,举行“中华笛文化系统工程研究座谈交流会”。数十位笛界专家莅临,围绕在前一晚的音乐会与“笛文化”概念畅所欲言。大会还致赠《中华笛文化系统工程研究——上海音乐学院詹永明教授竹笛研究生论文集精选》及《詹永明笛子艺术教学精选》等DVD作为活动纪念。“上海笛文化研究所”所长方立平对建所缘由、“笛文化”概念的产生进行阐述。笛子教育家许国屏赞扬这次“既有人气又有地气”的音乐会是中华笛文化系列工程深度与广度的展示。林谷珍提倡吹笛者要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自豪萌生自信,彰显存在生活之中但尚未得到彰显的文化。陆春龄先生以沪语演唱自编新作《中国梦》,以表亲见现今笛乐传承繁荣景象之欣喜。马迪对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演奏中所表现出的人文底蕴、声情并茂表示赞誉,认为这种“重人文”的“笛文化观”应由上海推广至海内外。

论文集开头,方立平感慨与期许道:“‘笛文化’应该是一种大文化,这种大文化自然包括对高超的‘笛子技术’、‘笛子演奏’的探索,但更突出的追求意向是‘技术性’之外的文化目标;‘大文化’性质的‘笛文化’其衍化的文化天地更要广阔,文化内涵的辐射更要深远。”诚然,执笛者在技巧的追求之外,还应有更多艺术性、文化境界的内涵需求,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层次思索。

所以,看到论文集之中年青一代执笛者分别对七位笛家的演奏特点进行细致深入的总结概括,分析江南丝竹与陕北民歌的音乐手法、演奏特点如何为笛曲作品所借鉴,以及梳理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笛乐传承与发展情况时,我们就更清晰地肯定前一晚音乐会,演奏者之所以能准确流畅地表达各种音乐类型,除了经由系统训练获得的技术与掌握不同风格之外,更重要是对文化的重视。音乐表演者之所以对案头工作、文化内核加以重视,自然源自于师长的要求和引导。长此以往,必然也成为一种习惯及态度。也正是这种习惯与态度,使技术与文化在音乐之中互为表里,使传承与发展共荣并续。

当薪传跃然纸上,只是简单的两个字,却饱含了时间的积累、经验摸索,以及无私奉献的心意。每位吹笛人与执教者都要面对为何演奏、传以何者的诘问,演奏实践、论文写作这些具体呈现的成果,展示的是作乐者努力过的痕迹、思想激发的过程,最终都将汇入笛文化这片汪洋之中。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林谷珍先生在音乐会导聆时的一句:“当今笛乐六十年,摇接的是中国五千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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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