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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许可印象:从南京到东京

我小的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受年龄限制以及时代局限,对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没有清晰的想法,上学也只是一个小孩每天要做的事,不像今天的学生给家长逼着这样那样,或多少知道读书是为了考大学,为了出国,为了求知,为了找好工作,至少为了丰富自己等等。当时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的一切生活都是围绕着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此南京乃至全国各单位都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专业组织”。其中以南京的小学最红火,校级的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区级叫某某区小红花。市级小红花名声更大,但回想起来,它其实更像一个草台班,是为了重要演出任务从各区小红花抽调节目拼凑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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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小时候喜欢在同学与小朋友家串门,父亲为了让我不乱跑,也许是为了我将来有出路,用饮料罐头给我做了一把胡琴(琴的大小如同京胡,而且没有蛇皮),竟然可以拉出声来。学了一阵子,还没有厌烦,就去文具店买了一把二胡(后来才知道是京二胡),好像二元五角,开始步入正轨。拉得有点意思了,又买了一把二胡,不到五元钱,当时已经很满足了。我学琴一事传到老人我所在的山西路小学宣传队,负责老师知道了,让我去拉了一下,还行,就成为乐队的一名队员,并被调到她所教的班级。这个班有些特别,是为鼓楼区小红花集体排练方便而建的,学生们大多数因有艺术特长,从南京鼓楼区各小学抽调出来,统一放在一个小学一个班级里来学习。每天放学后,他们都要去鼓楼区文化馆排练。一遇到有演出任务,教室里就剩下我们校级宣传队的几个学生留在班上上课,可见,这是一个十足的文艺班。在这个班里,许可当时是区小红花乐队里的三弦演奏者,而今天音乐界的另一个大腕卞留念是区小红花的大提琴手。也就是说,他们当时都不是拉二胡的。

许可当年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孤僻,话不多,也很少同其他同学玩。我当时为了学二胡同小红花里的一个二胡独奏手走得很近,因为他不但是我们班的班长,有人缘有威信,而且比较乐于教我演奏法。许可很少同我们在一起玩,或许他的家离学校比较远,我们经常在班级上聊天,记不起到过他家,而很多小红花乐队的同学家我都去过。许可即使在同我们玩的时候话也很少,给我的印象是比较专注练琴,或者每当谈起他的三弦,它会说起他练得很刻苦。有时我去看他们排练,会被他娴熟的三弦换把技术所震惊,长长的三弦把位显然比他胳膊还长,他竟然可以上下自由地换把,特别是快速弹奏时,他一点不含糊,每个音弹得都很清晰,音准也好。大约是我们上到六年级的时候,他神秘地告诉我,他也开始学二胡了,由他叔叔指点他。他告诫我目前我学来的二胡演奏技法有不少是错的,他可以从他叔叔那里学,我可以从他那里学。我当时的态度很坚决,因为我所模仿的同学是小红花的独奏演员,应该是正确的;再者,同学之间人缘很重要,我要保持同班长的良好关系。许可看没有说动我,他自己还是走他自己的路。我想,这条路对他在小红花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在班上没有同盟者,而在他自己那里也是看不到结果的,但他仍然坚持他的道路。这一点同他现在在音乐上的探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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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我们这些器乐同伴一起在南京宁海中学读初中了,许可在中学宣传队里改拉二胡,当时我们大约五人一起合奏过《奔驰在千里草原》。因为都学二胡,自然有不少交流。由于我一家即将迁往苏北的一座城市,要将离开这个群体,大家商量一起到玄武湖游玩一次,并照相留念,然后又一起去卞留念家聚会。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些照片作证,已很难回忆起当时有谁在场。从照片上看到,许可当时也在,我同他还有一张合影,足以说明我们当时玩得不错。那时是1975年。我走之后得知许可一年后考上了中央五·七艺术学校,即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

20年后,我已在南京大学任教,一次在一家电子商城的一堆盗版碟中看到了许可的二胡演奏专辑(这张碟片的正版至今没有在大陆发行过),封面上的他是素描画出来的演奏模样,很传神,里面也有一张尚不清晰的照片,但轮廓始终同小时候一样,只是西装革履,多了一圈浓密的络腮胡。应该说,虽然我已经不拉二胡十几年了,但关注于此领域的新人以及演奏风格的发展的爱好始终保持着。我想即使这张唱片不是我的儿时同学,就是一张二胡碟片,我也会买下来听的。许可在这张碟片上演奏的曲目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和几首日本民歌,钢琴伴奏者是我们在宁海中学宣传队的音乐老师司马文兰,她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钢琴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移居日本。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细细品味这张音乐碟,我发现二胡在许可的演奏中已发生了比较重大的改革。二胡作为一种独奏乐器是近代的事,从刘天华对二胡的改良及流传下来的十首二胡曲到阿炳留给后人的《二泉映月》以及闵惠芬在文革期间拉响于世界的《江河水》等,二胡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它的深沉、悲凉、如泣如诉的音调。尽管有不少二胡曲试图突破这一心理定势,但都很难奏效。但在这张碟里,许可所选的曲子在文化上斩断了二胡同这些传统曲目唇齿相依的关系,他不给听众以这样的联想,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中国的乐器,用来演奏不同文化的、民族的及我们所熟悉的其他乐器演奏过的作品。也就是说,他演奏的这些作品,我们在小提琴曲或歌曲中都听过,但二胡能把它们演奏成什么样子,什么味道,好不好听,就要看演奏者如何表现了。许可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他不但要处理和把握好演奏的味道,而且还需要把提琴上的许多技巧移植到二胡上来,否则有些曲子是没法拉的。通过欣赏这张碟子,我发现,二胡可以同悲愤、悲哀、悲惨、悲情无关,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可以放在世界音乐中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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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最后一天,我从小时候的同学那里得知许可从日本回到南京,已经见过了不少同学,只剩下我还没有见到。我连忙放下手上的其他事情,约定一起吃饭,然后喝茶。本以为30多年没有见了,一定会有一些惊讶,诸如认不出来之类。但一旦见上了,都还是老样子。许可告诉我他是骑了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来的,这反倒让我觉得惊讶。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正在步入知天命的年龄。所以见面后免不了长吁短叹,话题大都是回忆,包括除四害的时候守在厕所边上打苍蝇的情景。但几乎没有谈音乐,只谈到他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一些事情。我们分手时我告诉他我10天后要去日本东京讲学,他很高兴,约了我们在东京见面。

我这次去日本是要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学,邀请者为此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来认识日本,认识东京,所以我所呆的天数和活动内容也由我自己来安排。我在东京给许可发了邮件,约好时间地点后由一个日本学生把我带到那里。也许许可一个人在日本的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了,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对活动的安排有条有理。首先请日本学生坐下来喝咖啡,以表谢意,分手后,他说我们进行下一个节目,就把我带去购物,他熟门熟路,估计有不少中国客人由他带着在东京逛过,然后去一家日本有特色的饭馆吃饭,并告诉我这是他在日本创业时常来吃饭的地方,显然饭店小老板与他很熟悉,他们先用日语聊了一通,然后给我们上了一些他们自己创作的菜。这时又有他的一个北京朋友打电话找他,我们饭后一起在地铁站同他朋友碰面,喝咖啡到12点整结束聊天,因为他回家的最后一班地铁就是12点。显然,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晚上住在他的房间。

许可自己的小家庭定居在美国,但从言谈中看出他更适应日本的生活,所以他的事业基地主要在日本。我本以为一个有名的音乐家的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大房子,但许可在进门前就提醒我不是这样,他只是租了别人一个套间,而且找房子还煞费苦心,因为租房子时要先问问周围的邻居是否怕吵,如果怕吵,那么不分白天黑夜地练琴听音乐就不可能。可见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寓房是经过反复考虑,才找到的一套相对比较独立的空间。进门后,看到共有四个房间,一间用来教学,一间用来摆放音响设备,一间是工作室,一间是卧房,每个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他同小泽征尔的照片,还有他同马友友同台演出时的照片,另有一些他演出时的大幅海报,估计他平时绝大部分时间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他自己也告诉我,他不演出的话哪儿也不想去,因为他想要的东西房间里都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收集了世界上许多著名音乐家、演奏家、指挥家以及不同版本、不同演奏者演奏同一曲目的唱片。他的许多时间是放在听上面的,他说,中国的音乐教育不重视耳朵训练,所以也就影响到了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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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开始选听他这些年灌录的唱片,他向我一一介绍他不同时期的风格和演奏。当我们听到其中有一首小提琴移植过来的曲子,好像是《流浪者之歌》,当中有一段连弓技巧,他边听边说,这个技法我现在也拉不出来了。好在有录音资料,证明我曾经达到过这个高度。既然是听音乐,免不了谈他的音响设备,他说他花在音响上的钱买一辆小车开开完全没问题,只是他觉得音响对他更重要,而且在日本生活并不需要开小车。我在听许可演奏和谈论音乐时我一直在思考许可的音乐及其处境的问题。在我们谈到的许多话题中,许可有一句话说得最让我震惊。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拉二胡”。这句话要放在一个学二胡的孩子那里,没有问题;放在一个业余者那里也没问题;或者把这句话变一下,比如我不喜欢听二胡也没有问题。但放在一个以二胡为志业,并靠它来扬名立身的人那里,就非常让人不解。许可告诉了我他音乐学院毕业后的经历。他在中央民乐团工作了很短时间就去了深圳,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各种西方流行音乐及其新式乐器大量涌入中国,特别是深圳。他当时在深圳一家乐队里弹奏电子琴,每个月收入颇丰,也经常出入各种夜总会。几年下来,他对自己不满意了,人生就是这样?他觉得需要出国去见见世面,当时他出国时的想法还是准备弹电子琴的,如果回到古典,那么或许是钢琴,因为他在音乐学院学习的时候大部分时间花在练钢琴上,而不是二胡上。但到了日本后,他才知道他的电子琴水平远不能同日本音乐家相比,或许摆弄这玩意人家是祖宗,我们是儿子。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二胡。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中国之外拉二胡,怎么拉。还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那些二胡曲子吗?没有去过日本的人也许认为中国与日本都是东方社会,日本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吃饭也用筷子,也重视家庭生活,甚至连长得都一样,可见中国文化拿到日本去没有什么问题。但真正进入日本社会,你就会发现差别大了去了,许多日本人根本不懂中国文化,我在东京大学作讲演后,邀请我的学者长期在日本研究中国社会,也认为他们才算搞明白了一点。而就二胡来说,你在日本去哪里拉,你加入什么乐团,谁来听你拉,你靠什么维持生活。所以结论似乎是,拉二胡是没有出路的,或许连糊口都不容易。许可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二胡上来的。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所以许可面对的是一个日本乃至世界的市场,他要把二胡音乐卖出去,要让他们接受,喜欢。他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连他自己都不喜欢二胡,凭什么别人要喜欢。所以,他首先面对的是二胡怎么拉才好听,而市场、唱片、音乐会、粉丝等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所以我想是这一特殊的环境造就了许可的二胡特色,他在这里没有传统资源、没有师承关系、没有名牌大学文凭可炫耀、没有名师来打气撑腰、没有亲朋好友同学来捧场,他能做的就是让听众喜欢二胡的声音,愿意坐在音乐厅里听他演奏。许可的孤独是可以想象的。我这次在日本同日本学者在交流中反复得到的信息就是日本人的团体意识,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即使你属于一个机构、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也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成为团体中的一员,要让大家接受你,这里面没有什么小山头,小宗派,复杂的人际关系,主要的事情就是融入到团体里面去。许可是单枪匹马地在做自己的事业,他需要一批合作者,而这些合作者愿意同他合作,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实力让他们乐于这样做。现在许可同东京的最好音乐厅、唱片公司、音乐制作人、交响乐团之间都有良好的关系,他也频频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邀请,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

中国有一句古话,从小看到老。我看许可的今天正如同我认识他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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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