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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学东:王国潼对现代二胡艺术的贡献与启示

写在国潼先生从艺60周年从教50周年之际

 

王国潼先生与本文作者在天津音乐学院(2009年)

 

王国潼先生与本文作者在天津音乐学院(2009年)

 

 

对于中国现代二胡艺术来说,王国潼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当时各类媒体时常聚焦的音乐家当中,王国潼无疑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并不夸张地讲,在座的与我年龄相仿的民乐学习者,多是听赏着他的演奏、仰视着他的身影步入音乐殿堂、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今天,当中央音乐学院迎来70周年华诞的时候,在国潼老师的母校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1],意义非同一般。这不仅仅是对国潼老师个人二胡人生的一次回望和归纳,也是对新中国二胡事业的一次盘点和总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生命几乎与共和国同庚的国潼老师,其艺术经历与成就也正是新中国二胡事业奠基、传承、沉浮与振兴的缩影与写照。

一、王国潼对当代中国二胡艺术做出了全方位贡献

国潼老师对于二胡艺术的贡献,涉及到二胡艺术的各个方面与层次,包括二胡演奏、乐曲创作、教学实践、理论著述、乐器研发、音像出版,以及二胡的社会普及和国际交流等,是一种全方位的贡献。这里的全方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有涉猎”,而是在每一领域几乎都有着开拓性的、历史性的成就。

作为二胡演奏家,王国潼是当代二胡两首划时代作品《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的首演者。配合新作品的演奏,他借鉴和发明了诸如“自然跳弓”等二胡新技法。这些技法的使用不仅强化了他的演奏表现力,丰富了二胡的技术含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二胡的音响气质,使其更加顺应和贴近了时代的变迁。在王国潼、刘文金等音乐家的共同努力下,二胡由过去更多是表现一种农耕文明古典意蕴的传统乐器,转型为同样能够展现工业文明和火热的当代生活的“现代乐器”。

作为演奏家,他曾经是中国最顶尖级的乐团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乐队首席,他的演奏涉及独奏、协奏、重奏、齐奏、合奏等多种形式。演奏足迹遍及世界数十个国家、地区和祖国各地。他为电台、电视台和唱片公司录制的曲目,总计达一百多首,出版的音像专辑四十余种。他演奏的《二泉映月》荣获了1989年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首届“中国唱片金唱片奖”

作为二胡教育家,国潼老师正式教授过的学生达百余人之多,若加上短期随其学习者,数字更加难于精确统计。学生中的许讲德、赵寒阳、严洁敏等人,已跻身于他们各自年龄段中顶尖级的二胡名家之列。   

作为教育家,国潼老师多年任教于高等专业音乐学府。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是他奠定了中央音乐学院从附小到附中再到大学的“一条龙”二胡教学模式。这一模式为确立当时、今天乃至未来中央音乐学院二胡学科在全国的独特地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且仍在释放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为教育家,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借鉴古今中西所编创的数百首风格多样、难点各异的二胡练习曲,影响了几代二胡人。今天的二胡学子,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演奏那些几十年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繁难艰深的技术技巧。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正是由于王国潼老师等前辈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包括通过他们编创的那些二胡练习曲的研习,才极大地提高、丰富和储备了当今青年演奏者的演奏机能与技能,创造出当代二胡艺术飞速攀升的奇迹。

作为二胡作曲家,国潼老师的二胡曲创作数量可观。据统计,从1965年改编《翻身歌》以来,王国潼创作、编曲的二胡作品,已公开发表的就达192首之多[2]。从质量上看,国潼老师的创作也非“一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刚留校任教的他,就广泛旁听研习了和声、复调、作品分析等作曲理论课程,并得到了杨儒怀先生的悉心指点,这使他后来的创作既能够彰显二胡的自身特色,又能够超越演奏者尝试作曲时常会出现的单凭感觉和经验的层面,从而在结构布局、形象塑造和情感升华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他创编的《怀乡曲》《奔驰在千里草原》《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乐曲声播遐迩。特别是《怀乡曲》,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高创作水准的二胡作品之一,在民间音调的借用、二胡性能的开掘、调式调性的迁越、情感高潮的营造等方面,都恰到好处,无论从创作角度还是演奏角度,都堪称上乘之作。

作为乐器改革家,国潼老师直接参与了“方圆二胡”、“低调粗弦二胡”,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二泉琴”,还有“扁八角高胡”几种乐器的研制,这些改良乐器的价值不仅在于被收录到《中国乐器图鉴》,也不仅在于获得“中国文化科技成果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当代演奏家手中的“常规乐器”,被广泛应用。

以上这些方面,假使有人能在一点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就已经很了不起,就能被写入历史。而王国潼老师却做到了“全面开花”,他对当代二胡艺术的全方位贡献,绝少有人能够比肩。

二、王国潼是刘天华“国乐改进”思想在当代的杰出践行者

国潼老师和刘天华先生一样,都具有着“恒”与“毅”的精神品质。不能否认,他也有着常人难于相比的音乐天资,但客观看来,他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全方位”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凭着他的恒心与毅力。几十年的人生旅程,多少劫难,多少坎坷,从来没能阻隔他对二胡的“恋情”,从来没能衰减他对二胡奥秘的求索。前天晚上,国潼老师的音乐会让我们大家非常感动和激动,大家的掌声与喝彩就是很好的证明。不错,我们会对老艺术家们的登台献艺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有时多少有些“客套”的成分,甚至暗含着对他们所处时代及局限的某种包容。但我觉得大家给予国潼老师的掌声绝少客套的成分,那是一种由衷的赞叹。而这种赞叹所对应着的深厚功力与素养、艺术生命的顽强与持久,正是国潼老师“恒”与“毅”的精神体现。

国潼老师和刘天华先生一样,都“顾及一般的民众”,作为顶尖级的二胡艺术家,他并没有仅仅把二胡锁定在象牙塔的尖顶上,而是延续了刘天华的传统,从创作到演奏都努力让更广泛的民众理解和喜爱。从他选编的二胡曲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古典乐曲、民间乐曲、戏曲选段、民歌小调,也有国外歌曲、乐曲的移植曲,还有近代黄自、刘雪庵、赵元任等前辈的艺术歌曲,甚至不乏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各种风格的流行歌曲。如同佛教所谓的“方便”——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因人施教,使其悟彻佛法之真谛一样,国潼老师也是在行“方便”,以使二胡能被更多地区、更多层次的民众所接受、了解和喜爱。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抛却任何清规戒律,他可以忽略别人对他的轻视。国潼先生的做法,再次让我们想到刘天华先生的那段话:“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3]。也许真正做到还“民乐”于“民”,才能迎来二胡乃至整个民族音乐的复兴吧。

我以为,国潼老师对“国乐改进”思想最重要的继承,在于他遵循了刘天华先生“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4]的思想。可以说,在对传统的吸收和对外来音乐的借鉴上,他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传统方面,他不仅承继了刘天华这一支脉所嫡传的二胡艺术精华,还找寻并接续了以阿炳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深广的传统根基。除先后与陈振铎、丁珰、蓝玉崧、蒋风之等多位恩师学习二胡外,他还曾跟随民间音乐家杨元亨学习吹笙,随赵春峰学习板胡,研习多种民间音乐和戏曲曲牌。他后来的创作风格涉及到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内蒙、福建、海南、广东等多个省区,而每种风格的把握和引入都是那么自如准确,这与他扎实深厚的民族音乐功底是紧密相关的。

在外来音乐的融入上,国潼老师继承甚至超越了前辈二胡家的做法,通过对西洋音乐创作、演奏、教学、科研等全面的学习借鉴,使二胡艺术在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多样化方面有了新的推进,将当代二胡艺术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在演奏和创作上,可以说他是当代用二胡移植演奏小提琴作品的拓荒者和奠基者。如果没有当年他的《霍拉舞曲》《野蜂飞舞》《云雀》等小提琴曲的移植演奏,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卡门主题幻想曲》在青年二胡家手上的挥洒自如。也许有些音乐家会对这种“拿来”和移植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认为那不是二胡应该走的“正道”,我本人也不认为这种做法是二胡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二胡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和途径,这些移植作品极大地磨练和提升了演奏家的生理机能和演奏技能,进一步挖掘和丰富了二胡潜在的表现力,并且让中国以致国外的作曲家进一步看到了二胡这件乐器,在技巧的难度、情感的深度、变化的幅度、题材的广度上,所能够表现出的新的可能性与可塑性,从而为二胡创作与演奏完成新的跨越,积累了更加坚实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植演奏的历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而国潼老师当年的尝试,也随着时光的流转,愈发显现出珍贵的历史价值。

三、王国潼的演奏带给我们的感受和启示

国潼老师在前天音乐会上的演奏,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时间所限,只说说其中的两点切身感受吧。

首先,我们的演奏者应该给予二胡演奏的“难度”以更为多元化的解读。

记得还在我读附中的时候,当时同学们非常崇拜国潼老师的演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那令我们眼花缭乱的快速跳弓、快速换把等技法。想来不难理解:一是传统的二胡曲多为绵长舒缓之作,很少有如此快速的运弓换把技巧,因此很新鲜刺激;二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历史积淀,快速演奏也的确显得很难。多年来,二胡演奏者尤其是青年演奏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演奏以技术为荣;技术以快速为耀。但随着自己阅历的不断丰富、艺术素养的不断提高,逐步意识到了以往对演奏技术内涵理解的疏漏与偏颇。昨晚听了王老师的演奏,更加感受到以前对他演奏的某些“误读”。不错,一位年逾七旬的演奏家,时至今日演奏起那些快速的乐句乐段,还是那么从容精准,信手拈来,这仍会让我们敬佩与赞叹。但他留给我们的就是“快”吗?不是。他的演奏告诉我们,“难”有好多种那种随心所欲的、千差万别的起始和收束;那种也许是长时间因演出、录音所磨砺养成的声音的纯净,音准、节奏的精确和把握性;那种运弓的张力以及用有限的“短弓”奏出的绵延“长音”,都很难啊。王老师右手运弓的“老道”给我印象很深。如果可以用书法艺术来形容他的演奏,我觉得更像是“魏碑”,雄强朴拙,而且他的“书法”仿佛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拿刀刻出来的一般。这样的年纪还能有这样的功力,实在令人叹服。我想,今天的演奏者,特别是年轻的学子,一定要努力从王老师的演奏中探寻出更多的奥妙,建立起更加丰富而多元的审美观与技术观,这对二胡艺术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个感受涉及二胡演奏的“个性化”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

时下,人们也总在强调演奏要有个性,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有些音乐学者在批评部分歌唱演员演唱雷同的时候,使用了“罐头歌手”的比喻。我们的二胡演奏恐怕也有近似的情况吧。有些演奏者的演奏几近“完美”,但就是缺乏个性 ——那种透过声音的不同、解读的不同、诠释的不同所彰显出的个性。听一听王老师的演奏吧,一听就是王国潼而不是别人。甚至,王老师所教授的那么多优秀学生,尽管他们从王老师那里学到了太多宝贵的东西,但他们对于王老师都是“学”而不“似”,没有一个学生是用老师的模子刻出来的。这一方面说明国潼老师有着作为二胡教育家的过人之处,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他的演奏始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其他演奏家的“区别度”。也许,他的演奏还有不尽完美之处,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他的某些个性恰巧是他的“毛病”。不过风格或许就是局限吧,我宁愿去听这种有“毛病”和“局限”却充满个性的演奏,也不愿花时间去领略那些千人一面的“完美”。当然,我们的演奏也要避免为了个性而个性,因为演奏的风格与个性只有建立在“美”与“感人”前提之下,才有实际的意义。

在国潼老师从艺60周年、从教50周年的时候,我为他题写了这样的话:“弦歌一甲子,蕴秀拙放皆入化。杏坛半世纪,天地不言桃李香。”今天,国潼老师还在为我们的民族音乐事业辛勤地探寻奔波着,全然不像年过古稀之人。我衷心地希望并期待,当中央音乐学院8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他“矫健”身影,还能听到他苍劲的演奏。

王国潼先生与谢玉虹老师合伴奏(2009年)

王国潼先生与谢玉虹老师合伴奏(2009年)

[1]中央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之际,2010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分别举办了“王国潼从教50周年二胡音乐会”和“王国潼二胡艺术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现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发表于《天津音乐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参见韩惠君著《王国潼从艺60从教50周年传记》110页。香港二胡艺术中心2011年1月出版。

[3]刘天华《<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引自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1卷2期。1928年2月。

[4]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引自《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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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