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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亦「不难」,高为杰谈民乐创作

 

高为杰

高为杰

与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高为杰认识,是在2011年11月。当时新加坡华乐团举办「新加坡国际华乐作曲大赛」,高为杰受邀担任评委。在得奖作品音乐会上,笔者与他就聊了起来,从此结缘。后来笔者到中国音乐学院深造,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笔者接触高为杰的音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笔者刚学习竹笛不久,偶然购得著名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教授的《别梦》专辑,当年只是中学生的笔者,对现代音乐的体会尚浅,只知道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乐曲。二十多年过去,

笔者由聆听1992年2月在北京音乐厅首演的现场录音,到现在能够亲身欣赏,感觉自是大为不同。

今年4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为高为杰举办了作品专场音乐会,并由著名华人指挥家叶聪执棒。这场音乐会在他众多的作品里面,选取了六首来呈现。音乐的题材主要是中国的,有汉族与少数民族,有古诗词也有民间乐种。上半场弦乐队声音层次的变化,与颤音琴的点线交错,《元曲小唱三首》的效果简练而动人;下半场的两首曲目《别梦》与《白马印象》都是高为杰以中国民族乐器结合西方管弦乐团创作的作品,这种融合与碰撞相当精彩。后来,笔者拜访了高为杰,讨论了这场音乐会以及民乐创作上的一些问题。

关于这次音乐会的选曲,高为杰表示他是有意识地体现一种「复风格」的策略。六首作品的创作风格多样,色彩上也有许多变化。作品的创作时间也跨越了三个年代: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各有两部。高为杰的作品,既有民乐,也有西乐,更有中西混合。他认为用不同的风格和技巧来写不同的作品,通常是出于内容与体裁的差别和需要。《白马印象》与《别梦》的内容体裁全然不同,互换创作手法就会变得不合适。

早在1980年,高为杰在四川音乐学院工作的时候,与著名作曲家朱舟、俞抒合作的《蜀宫夜宴》获得极大回响,这是他在民乐创作的初试啼声。在这部集体构思的作品里面,高为杰担任主体部分〈霓裳羽衣舞〉的创作。1991年创作的双胡与管弦乐队《白马印象》是他第一次尝试中西乐混合,亦是应委约者的要求,其后的《别梦》也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

在高为杰的眼里,民乐与西乐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关键是必须要了解各种乐器的性能、演奏方法与音响等,去发掘它无穷的可能性。他并不赞成把创作民乐跟创作西乐分隔开,他强调「两者不应该有所区别,甚至认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打通的。」以他改编的《月儿高》为例,本来就是为西洋乐队而写,后来改成民乐版。除了因为乐器不同而作出一些调整之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个曲子的写法。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听松》原本是为二胡乐队而改编,现在再改为给弦乐队,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动,只是一种移植(transcription)。高为杰比较喜欢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互相结合,认为这种跨步的融合可以带来更丰富的色彩。

高为杰强调,要了解乐器,必须先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他举例说「如果要学懂钢琴音乐,一定要了解巴哈、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李盖蒂等历代作曲家的作品与背景,但在创作的时候,就要把这些抛开,必须从它们里面超脱出来,只是当成声音来用,这样才能写出自己的音乐。如果作曲家满脑子都是肖邦、贝多芬,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了。」他进一步指出「民乐也是如此,不管什么乐器,当对它们有足够了解以后,到了在创作的时候,我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声音的工具。」

高为杰认为从事创作,必须要了解音乐的文化底蕴,但在真正写的时候,反而是要摆脱它们这种文化积淀的包袱,如果不摆脱,就还是停留在民间或者是模仿的阶段。他指出西方管弦乐队已有几百年的经验,形制模式基本上也比较规范,中国民族乐队的历史相对是比较短,所以他并不热衷去讨论民族乐队的好坏,而是着眼于创作质量的高低。他觉得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就为它来写,而不是说要等到这个民族乐队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效果再来写。「写不好民乐,不是怪乐器不好,而是怪你不会写。」乐器就是声音的工具,只是看作曲家用得好不好,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洋的,也是如此。

高为杰指出乐队编制规范化,在传播上有其方便性,另一方面,共性增加了,自然就缺少了个性,他认为各得其所是比较好的。民族乐器的个性突出,在合奏中每一件乐器均承担不同的角色,有时候要突出和发挥个性,有时候要消灭个性,这些都全赖作曲家对配器技巧的把握。最重要是要懂得选择适合的乐器,懂得如何扬长避短。民乐和西乐也需要靠配器技巧来解决,原理并无二致,只是西方管弦乐队的经验积累较多而已。

「音乐创作,不管中西,多元发展最好;作曲家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创作,不求一统!」这就是高为杰的音乐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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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