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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春初绽民乐繁花——走进“魅力西南”音乐会的台前幕后

作为第34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之一,《锦绣中华·魅力西南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献演可以说是空前成功的。整场音乐会如同一个“非遗聚宝盆”,来自彝族、侗族、苗族、土家族、藏族等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演员,通过民歌演唱、器乐表演,集中展现了我国西南地区独特的音乐文化和民族风情。从开场穿着华丽的本民族服装的主持人叮叮当当地款款上台,到结束时从云南飞出、扎根上海的“百灵鸟”杨学进以一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唱得台上台下宾主尽欢,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让在场的音乐人和市民都觉得意犹未尽。好消息是,从今年开始,《锦绣中华音乐会》将成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全新板块,每届都将尝试与一个新的区域合作,全面展示中华大地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共同唱响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华美乐章。

对于今年已经34岁的“上海之春”能够如此积极补充新鲜血液,始终保持锐意进取,如今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的杨学进表示十分欣喜。在后台的化妆间里,虽然被发卷和围裙弄得束手束脚,谈起当年刚来上海时民乐界的生机勃勃,杨学进还是忍不住眉飞色舞。“那时候民族音乐可受欢迎了,我们经常有市里和市外的演出任务,我记得那时候和闵惠芬老师,一周要坐大巴在上海周边跑上好几个回合,辛苦但是特别开心。”在杨学进看来,故乡云南和上海两地人民的情谊尤其深厚,“当年云南接纳了大量的上海知青,而这些人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也是把云南当做第二故乡的,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云南民乐界知名的音乐人里有四分之三都是上海或者说上音培养的。”然而无须讳言,随着上海迈入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全球化对艺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的年轻人大多热爱流行音乐、对欧美的歌星和歌曲如数家珍,对民族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的关注度却愈加式微,对此,身为彝族歌唱家的杨学进心里不是没有波澜的。“所以今天能参加这台音乐会我感到义不容辞。”杨学进特别诚恳地说,“能在‘上海之春’的平台上推出这样的音乐会意义深远。我们不应该只把视线停留在国外,更应关注一些根植于我们祖国文化土壤的音乐文化,欣赏音乐人所孜孜不倦追求、创作的声音。这才更能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与包容。”

“传承,是一种血液里的基因”

正如杨学进所言,“上海之春”此次举办的“魅力西南”音乐会,除了延续历届甄选节目时对音乐“深度”上的孜孜探索,更有意于在节目的“广度”上有所开拓。比如此次入选并作为开场首秀的《川江号子》,就是上海市民们很难有机会亲身体验的一种原生态表演——也许你在电视节目里看过、听过那种改编成流行乐版本的“川江号子”,但真正看到十几个巴蜀汉子在完全没有器乐伴奏的情况下,光靠一支口口相传的“太阳出来照上坡哟,喊起那号子把船拖哟……”,就把那种人与自然搏斗所迸发出的力量与自信演绎得淋漓尽致,那种感觉完全是震撼人心的。“我从小在江边长大,幼时就听着这一声声的吆喝,有一天路过一幢大楼忽然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一下子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种传承是来自血液中的,我根本无法拒绝。”说起自己当初如何参加到这支“川江号子传承人合唱团”,看起来文气甚至有些瘦弱的团员左朗表示,正是这种原生态的“力量感”吸引了自己。

对于土生土长的60后重庆人左朗,说起“川江号子”的历史来简直如数家珍。左朗介绍说,自古巴蜀境内山峦重叠、江河纵横、交通不便,所以货物流通、客运往来都需要木船载客运货,而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较大,特别是经险要的三峡出渝,船工们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在我们小时候,江边还是有纤夫和船工的,当他们在江边光着身子赤着脚一边拉船一边唱号子的时候,我们这些娃子们就围在一边起哄跟着唱,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峡江之畔渐渐就没有了纤夫的身影,虽然早在2006年‘川江号子’就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那酣然畅快的调子却早就在耳边消失了。”科技在发展,有些传统却在慢慢消失,当年江边的孩童左朗也长大成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慢慢忘记了那支古老的旋律。可是有一天,当他路过一幢大楼的时候,却听到从里面传来熟悉的调子。彼时的左朗在重庆市一家市场管理公司做着文艺宣传工作,但日复一日的城市生活显然并没有掩盖住他内心深处的热血与澎湃,这激昂的号子一下子就点燃了他心里的激情,左朗当即寻着号子声找进大楼,找到了这支正在训练的合唱团。

而合唱团的领唱、国家二级演员李静涛还记得左朗初寻上门来的那一幕:“他推门进来就问,我可以加入你们么?我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有些怀疑,但有感于他的热情,就请他试着唱一唱,没想到他一开口,嗨,还真是中气十足、有腔有调!”原来,左朗也不是心血来潮,他的父母都是从事音乐相关工作的,自己从小到大也一直是文艺骨干和积极分子,声乐功底十分扎实。就这样,左朗毛遂自荐地加入了川江号子传承人合唱团,一边做着本职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随团队训练、演出。“我的单位和家人都十分支持我,这是我们重庆人自己的文化遗产啊,可骄傲呢。”说起家人的支持,左朗很是感怀,原来,在2012年他跟随团队去烟台参加文化部群星奖的演出时,家里老父亲正在病重住院,却叮嘱他千万不要分心,一定要认真演出,把家乡的传统文化好好展现给更多的人。而家里的女儿也成了他的粉丝,“只要在家里附近的表演她都来看,还把和我拍的合影放在自己朋友圈上,她的朋友都给她点赞呢!”说到这个,左朗笑得十分满足——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得到女儿的崇拜了吧,能够被青春期的女儿po到朋友圈炫耀,这简直比得奖更让他开怀。

如果说左朗作为一个真实听过“川江号子”的中年人,他对这份文化传承心有执念还算一种情怀,那么团队里另一位90后男孩赵俊杰对这个“非遗项目”的爱好,真的就只能用巴蜀汉子血液里的遗传基因来解释了。说实话,这个穿着流行文化衫、留着超短鬓角+超厚刘海、耳朵里塞着耳机的少年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心里觉得他和非遗传承什么的真的有点不搭。但当我在台上看到穿着草鞋、扎着发巾的少年与团队里的叔叔伯伯辈们一起用健壮的胳膊和豪迈的高吼展示力量和美的时候,竟觉得一点也不违和——所谓代代传承不就是这样么?时代在变,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却永远不会断。其实,赵俊杰与“川江号子”的遇见也是一种缘分,现在还是大二学生的他有一次被同学拉去看演出,“去之前也不知道是什么,同学有票子,我以为大概是什么演唱会就一起去了,结果那是一台民乐演奏会,就是在那次,我第一次听到和看到川江号子。”没有任何原由,这个生于城市的少年就被那一声声悠远的吆喝给吸引了,于是回去之后就在优酷上搜起了相关的演出视频和纪实资料,越看越被那股子众人合力“斗险滩、搏激流、战天堑”的激情感染,“真的很热血啊!”从此之后,这位90后的耳机里、音响里就经常循环着川江号子的旋律,“也会有同学说受不了的,觉得这种音乐有点土,但我不觉得啊,我是真的觉得好听,我觉得很燃啊!”

因为专业就是声乐,在了解到“川江号子”已经成为非遗项目之后,赵俊杰找到了系里的老师,表达了想要学习“川江号子”的愿望。正巧老师的朋友就是川江号子传承人合唱团的团长,于是就把赵俊杰推荐了过来。这位既有专业能力又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自然受到了团长的欢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赵俊杰在大二这年正式加入了合唱团,成了团里最年轻的一员,“就是船上打杂的小船工”,少年笑得开怀。而团里的领唱李静涛对小船工却赞赏有加:“他还是个学生,学校又离得远,每次我们排练,他都自费往返一百多公里路来参加,从不缺席,一个年轻人对这个传承项目有这样的热情和坚持,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骄傲!”而赵俊杰自己倒也十分实诚:“做不得不做的事情才需要坚持吧,我自己是很喜欢来训练的,除了喜欢那种热血与力量的感染力,其实川江号子还有一点很吸引我的,就是众人合力的那种氛围。”作为一名独生子女,赵俊杰坦言,川江号子的表演形式再现了江上纤夫众人合力战天堑的团队精神,这是自己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包括第一次正式上台,其实我还蛮紧张的,但第一声号子喊出来,听见自己的声音融进大伙儿的号子里,一下子就感觉特别踏实,这种感觉特别好。”

据说,这支“川江号子传承人合唱团”在获得第八届勃拉姆斯国际合唱比赛金奖及最佳民族特色单项奖的时候,现场的德国评委曾十分赞叹地问:“中国的男人都是像你们这样充满力量的么?”其实,有力量的不止是这些巴蜀汉子们,这支3000岁的古老调子从诞生的开始就拥有一种把众人拧成一股绳的精神魔力,所以它传唱至今,也必将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融合,让“文化化石”焕发新生

如果说“川江号子”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状态流传3000年是一种传承,来自白马藏族的姑娘达娃卓玛和她的妈妈带来的一曲非遗项目“白马山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歌曲《牵手大熊猫》,则是展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另一种可能。

正式演出之前,我就听说这次云桂川渝选送的节目大多是演员组合或者当地民族大学里音乐舞蹈学院组建的学生团体,然而四川省选送的藏族姑娘却带了自家阿妈同行。而在演出前的筹备活动中我也确实看到了那位藏族阿妈,她看起来并不是我们在艺术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种木讷淳朴的形象,反而和她的女儿一样开朗时尚,整日里穿着大红外套背着mini双肩包,只有笑起来露出的一口特别整齐特别洁白的牙齿符合我心目中对藏人形象的符号化认知。因为节目单上也并没有阿妈的名字,所以我几乎以为她只是个不放心女儿而一路跟来打酱油的家属罢了。然而正式演出的时候,这位白马藏族的阿妈穿着一身“非典型性”藏族服装甫一出场就让人弹眼落睛,而阿妈一开口,满场的观众都沸腾了——即使通过麦克风,也丝毫不能折损她那真正属于高原的宽广音域和高昂声线,那声音仿佛平地而起直上高梁,又徐徐绕梁缓缓铺陈,高亢而不尖利,敞亮而不平乏,东艺偌大的音乐厅刹那间就被掌声席卷了。阿妈用藏语唱完一句歌词就徐徐下了场,把舞台让给了女儿达娃卓玛,卓玛用汉语继续把这首创新藏歌《牵手大熊猫》唱完,然而直到一曲终了,还有不少观众在窃窃私语:“刚才那个阿妈为什么不上来唱了呀?”以至于卓玛当晚就半开玩笑地发了条朋友圈——“不开心,妈妈太受欢迎了,掌声比我的多得多呢!”

玩笑归玩笑,卓玛说起妈妈来可是十分自豪的。原来,卓玛的妈妈才是真正隐藏的高手,她正是白马藏族的非遗项目“白马山歌”的传承人。而白马藏族作为藏族中非常稀少的一支,不仅只有两万族人,而且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像阿妈这样的传承人,如今已经是十分珍贵而稀少的存在。“就像我们的大熊猫啊。”卓玛打趣道。作为藏族的分支,白马人的服饰与我们常见的藏族人十分不同,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卓玛身穿全套民族服装时,猜来猜去也没猜到她竟是藏族姑娘,包括我。特别是卓玛的头饰,是个白色的宽檐平顶小毡帽,很像西方的礼帽,上面插着三根白色羽毛,非常特别。为什么白马藏族的毡帽要插白色尾羽呢?据卓玛说,这里面还有个传说。故事发生在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交战时期的公元前6世纪,白马藏兵与唐兵作战中,有一次唐兵在深夜里准备突袭藏兵,突然一群锦鸡发出警钟般的鸣叫声,把藏兵们都惊醒了,于是化解了唐兵的突袭。从此后白马藏族感激锦鸡救了自己的命,祖祖辈辈们都把锦鸡的白色羽毛插在毡帽上以表纪念,也表示吉祥。“其实呀,这三根羽毛也是有讲究的。”这爽朗的藏族姑娘非常健谈:“我们第一次在排练的时候,上海的主持人就好奇地摸了摸我的帽子和羽毛——哇,我当时就想,还好她是个女人哦!”原来,这帽子上的三根羽毛就代表了白马姑娘们未婚的身份,如果小伙子遇到了仰慕的姑娘,摸一摸她的帽子就代表了告白心意,而如果在对方的默许下可以顺利拔下一根羽毛,就代表可以娶走心爱的姑娘啦。“那走在路上岂不是很危险?”我和她开玩笑。“不会啊,欢迎上海的小伙子来拔我的羽毛,哈哈。”藏族的妹子们果然热情爽朗。

作为一名90后,卓玛的汉语非常流利,在她看来,民族文化的改变和融合并没有什么需要抗拒的,就像民族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这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应该顺应这种变化,但也不用刻意求变。”在卓玛的认知中,藏族的文化在她妈妈这一代曾经历过一些固步自封和抗拒汉化,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后果,最终带来落后与贫穷。而有一阵子大家又开始非常激进地追求汉化,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学校学习汉语,为孩子取汉族的名字以取得文化认同感,甚至一度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感到自卑。“但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对的,所幸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似乎找到了维护本族文化与外族文明之间的默契点,现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大多又取回了藏族名字,但也说汉语,心里为自己是藏族人感到骄傲。”在卓玛的回忆里,以前妈妈总是追着她们姐妹学白马山歌,“但我们都不愿意,觉得老土啊,而且藏语唱出来很多人都听不懂。”但是随着国家对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白马山歌”申遗成功,成了藏族文化中一个珍贵的“活化石”,前来向卓玛阿妈学习山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四川省音乐家协会还在白马藏族集中生活的平武县挂牌成立了“音乐创作表演基地”,不仅帮助保护原生态山歌,更是多次组织学者、音乐人前来采风、创作,力求让“白马山歌”唱出山寨,走向世界。这次卓玛带来“上海之春”的曲目《牵手大熊猫》就是创作基地中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文化的开放带来了思想的开放,像卓玛这一代的白马人已经能够自由切换于藏、汉文化之间,很自然的,他们的观念也非常先进与豁达。“其实很多人对我们藏族不那么了解,甚至有错误的理解,汉族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以前我们藏人是不高兴的。”卓玛说得十分率真:“有些所谓的藏族歌星,利用人们这种猎奇的心理,包装自己,在国外用并不那么正宗的音乐来代言藏族文化,像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就会很不认可。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会觉得其实那样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她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吸引来了很多好奇和关注,这从另一面说也是一种传播和弘扬,不是么?”在卓玛看来,不管是有争议也好,还是怀着猎奇的心态也好,这些对民族文化而言都是一种宣传途径,“传承最可怕的是,没人知道,没人喜欢,没人关注。”而带着这样的心态,卓玛和她的姐妹们与母亲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一方面她们也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白马山歌”,希望在自己这代人手中继续把这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一方面母亲也要接受这个过程中的创新之举,甚至帮助有愿望在白马山歌曲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的音乐人,共同将这个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而目前来看,一家人的努力方向渐渐走向了一致,甚至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卓玛的很多“创新山歌”中,妈妈总是会担任曲子开始的部分,用最正宗的“白马山歌”为女儿起调,母女之间的转承和谐而又默契十足——正如年轻的女儿即是母亲过去的影子,又是母亲延伸向未来的生命的延续,“白马山歌”这个古老的民族瑰宝也在这样的传承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与魅力。

架起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

和彝族姑娘龙义的初次见面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彼时她风尘仆仆刚来到上海,穿着最常见的那种风衣外套和牛仔裤,看起来疲惫,并且,平凡。当然,你我皆平凡,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我私心里总觉得那些站在舞台上的歌者舞者们,总该在举手投足间流露些许灵气才是。但第二天我就被身穿彝族服装的龙义惊艳到了,只见她一身宝蓝的长裙,衣襟和裙摆上缀着明丽的桃红色滚边,如此高饱和度的两种颜色冲撞在一起却半点不俗,反倒衬着她少数民族特有的黝黑肤色更显风情;特别是头饰上那一整帘密密的白银珠串,配着胸前长串的如意状白银挂饰,稍稍一动便丁丁玲玲响成一片,真是灵气逼人。这一刻我忽然懂了,所谓祖国地大物博,民族多姿多彩,还真是一句大写实呢。

龙义此次带来的节目是女子合唱《牧歌》,这个组合是由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四个彝族姑娘组成,但龙义与其他三人不同,她算是她们的老师——虽然89年的她也很年轻,但因为在学校里她几乎是前几届中硕果仅存的彝族歌舞传承人,所以当她毕业之后,系里几乎就没有这方面的师资了,而偏偏又新招进了几位彝族女孩,“如果我走了,她们就没有人带了”。为了让本族的文化传统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发展,年轻的龙义就这么刚毕业就留校,成了一名声乐教师。“所以是彝族的人口很稀少么?”毕竟刚接触过只有两万不到人口的白马藏族,所以我有此一问,但龙义却表示并非如此。原来,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总人口约900多万,算是庞大。但因为彝族多生活在山区,远离城市,加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所以彝族的女孩子能够走出大山、走进大学校园的少之又少。“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下去的原因,我就是我们整个山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但我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龙义关爱地看着身边三个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与其说她是带队老师,不如说是个大姐姐。

事实上,龙义在家里也确实是个大姐姐,除她之外,家里还有四个弟弟,“所以我特别感激我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没有剥夺我实现梦想的机会,让我最终可以走出大山,现在更可以在大上海、在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把我们彝族的传统文化展现给世界。”在龙义的记忆里,自己从小就有一个想要走出大山的梦想,所以她坚持要读书,要上学,而开明的父母也没有反对——说到这里你可能像我一样懵懂,“坚持上学”为什么父母要反对?龙义失笑道:“从小学开始,我每天凌晨就要从山里的家出发,步行两小时到镇里的学校上学,冬天的一早天还是全黑的,用那种装两节大电池的手电筒照明都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山里冬天雪厚,经常我走到学校,裤子从膝盖以下直到鞋子都结冰了。”因为这个过程太艰苦,很多山里的孩子读到一半就辍学了,这也很平常,然后男孩子出门打工,女孩子回家干活、早早出嫁,多少年来山里的人们都是这样过的。但镇上的读书生涯却让龙义看到了山外更广阔的世界,她因此做起了遥远的梦:“那个时候镇上的同学都有电视看嘛,见多识广,聊天的时候就说到热门的唱歌选秀、流行歌曲,都说民族歌曲很受欢迎,甚至在国外都很流行,比如唱藏族歌的萨顶顶啊韩红啊,那我就想,我们彝族的民歌也十分动听啊,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让它唱响世界。”

有了梦想,就有了方向。其实在很多少数民族中,“唱歌”自古便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是另一种形式的“说话”,彝族也是,所以龙义从小就爱唱歌。有了这个梦想之后,每天上学放学的山路也变得不那么艰难而漫长了,因为她可以唱歌啊。就这样,从小学到中学,春天有歌声伴着山花烂漫,冬天有歌声抵御风雪严寒,而龙义的歌喉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也越练越出色。终于到了高中毕业,心意已定的她很快就把志愿都锁定在了音乐学院的民族声乐专业和师范大学的艺术院系——这些专业对少数民族都有相应的优惠和补贴,家里在有四个男孩的情况下还支持她读到高中已经十分勉强,她不想再给家里继续增加负担了。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却摆在眼前:当时当地对艺术生的招生政策不像上海北京等地是统一考试的,而是各院校都在同一时段集中招生,但每一所院校都独立招考——也就是说,只要报考一个学校,就要交一份报名费。“那个时候我记得每报一所学校就要150元报名费,为了录取的希望大一些,大家都想尽可能多报几所学校,那个费用真的是蛮有压力的。”对此,龙义一度想要放弃:“毕竟我父母已经尽力了,即使十分困难,他们也没有逼我不要读书,挣钱养家。”但一直支持着她的父母又一次选择了让女儿把梦做下去,他们卖掉了一头牛,这对农耕家庭可是个不容易的决定,“大概卖了1800多元钱吧,加上我自己存了很多年的200元,一共2000元,我就靠着这个钱在城里维持了一周——住最便宜的旅店,省下钱交报名费,最后我终于如愿考上了贵州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所以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和你说话。”

因为自己走出大山的步履是如此艰难,龙义现在有了新的梦想——让彝歌唱响世界的梦当然不会放弃,但那不一定是要由自己一个人去实现啊。如今的龙义作为学院里唯一的彝族教师,只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彝族女孩子飞出大山,走进大学,从自己的手中接过梦想的接力棒,然后像百灵鸟那样飞到祖国各地、世界各方,让彝歌的优美旋律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被更多人知道和喜爱——而自己愿意做一座桥,架在大山与世界中间。看着眼前淳朴的女孩那因为有梦而格外明亮的眼睛,我深知自己最初那个“平凡”的判断是多么的草率而轻浅。她让我想起之前和杨学进教授的对话——虽然眼前她俩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谁知道今天的小百灵不是明天的金凤凰?也是因为这场“魅力西南”,同样出身彝族的杨学进回忆起自己当年怀里揣着父亲一个月的工资70元,只身从云南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胡靖舫先生为师的那段经历。“胡老师像慈母一样教我,带我,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引领我这个从大山里来的小姑娘一步一步迈向艺术的美好境界。如今我也在上音做了老师,我知道对她最好的报答就是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而在杨学进看来,“上海之春”此番以“魅力西南”拉开帷幕的“锦绣中华”系列,也正像是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国际音乐节,我们不仅是在给民族文化以机会,引它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这些古老、优美、神秘而又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更是如繁花般妆点了上海之春,乃至丰富了中国文化,让世界看到更加不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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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