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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在元明清戏曲中的形象变迁——以《琵琶行》所改编的戏曲为中心

【摘  要】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诗歌注重写实、崇尚通俗,对后世通俗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琵琶行》一诗广泛流传并在元明清时期被改编成多部戏曲,诗人自己也作为主人公走进戏曲,而其戏曲形象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面貌,经历了由痴情才子到落寞士子的形象演变。

【关键词】白居易  琵琶行  戏曲形象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白居易对元明清通俗文学的影响研究;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项目“白居易对元明清戏曲创作的影响研究”。

   引 言

白居易,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与元稹发起新乐府运动,被世人称为“元白”,重写实、尚通俗。他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流传广泛,连唐宣宗都对其大加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居易的诗才不仅名于当时,并传之后世。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后,政治热情高涨,敢于进谏。但在元和十年时,却因得罪权贵左迁九江郡司马。因此,在长诗《琵琶行》序中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有迁谪意。”可见,《琵琶行》是白居易真实经历的写照,抒发了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凄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而此诗的才子佳人和士子沉浮元素,正是中国古典戏曲习惯表达的主题,故而历来深受戏曲舞台的青睐。根据邵曾祺先生所编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1],后世以此为题材的现存戏曲有元代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明代顾大典的传奇《青衫记》、清代蒋士铨的杂剧《四弦秋》、赵式曾的传奇《琵琶行》,另外还有只能看到存目的敦诚的杂剧《琵琶行》。

白居易戏曲形象的演变

1.痴情的才子。马致远的《青衫泪》既有才子佳人的爱恨纠葛,又穿插着士子的宦海沉浮,写白居易与友人到京郊寻访琵琶名妓裴兴奴,白对裴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后来白居易因唐宪宗责怪写诗作文耽误政事,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走后,裴兴奴十分伤心,从此不再接客,裴母便谎称白居易已死,逼迫她嫁给浮梁茶商刘一郎,后来白居易在江州船上送友人,忽听邻船有琵琶乐声,很像裴兴奴音韵,便请求相见。最后白居易官复原职,又由皇帝唐宪宗出面,白、裴二人最终喜结良缘。

白居易在剧中的表现完全是痴情才子的形象,刚见到裴兴奴时就被吸引,一曲琵琶听完后,便更加依依不舍“下官有心待要住下……明日自己再来。只是大姐费了茶酒。定害这一日。容下官赔补。”即使被贬谪之后仍然对裴兴奴念念不忘,心中无他“小官白乐天。平生以诗酒为乐。因号醉吟先生。如今主上图治心切。不尚浮藻。将某左迁江州司马。刻日走马之任。别事都罢。只是近日与裴兴奴相伴颇洽。谁料又成远别。须索与他说一声。我去的也放心。”[2]如此痴情,堪比西厢中的张生。

2.多情的文人。明代顾大典的《青衫记》沿袭马致远《青衫泪》的改编路数,不但写了白居易与裴兴奴的爱情,而且又生出白妾樊素、小蛮,将白居易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白居易与元稹赴京赶考,双双中榜,分授官职。一天,刘禹锡邀二人到名妓裴兴奴家游玩,白、裴一见钟情。席间,白典当青衫,开怀畅饮,醉后宿在兴奴家。不久兵乱,长安危急,兴奴赎出青衫,与母逃难。白居易上书违旨,贬为江州司马。兴奴偶然到了白家,结识白妾小蛮和樊素,送还青衫。兴奴母图钱财,把兴奴卖与浮梁茶商刘一郎为妇,辗转到了江州,泊舟江上。兴奴独对江月,自弹琵琶感伤身世。恰值白居易与刘禹锡为来访的元稹送行,同饮舟中惊闻琵琶声。白使人迎兴奴来舟中,感及往事,泪湿青衫。

剧中白居易可谓是一个多情文人,不仅对裴兴奴爱意绵绵“香有醪,金尊倒。美有肴,珍馐造。坐有妖娆,轻颦浅笑。何妨日日典靑袍。柔情眷眷。眞乐陶陶……”对樊素、小蛮也是恩爱有加“津亭柳。故苑花。霎时间。天一涯。为功名两字添萦挂。管敎驷马高车驾。漫堪夸。他时昼锦,同泛使星槎。”[3]全剧长达30 出,“青衫”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具,它贯穿全剧,既是白、裴二人的定情信物,又是小蛮、樊素和裴兴奴三人相认的凭证。最后皇上下诏,以三人侍夫圆满结局,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众多文人的共同理想。

3.落寞的士子。蒋士铨的《四弦秋》应该是古代戏曲对《琵琶行》改编的最成功的作品。蒋士铨在《四弦秋·自序》中谈到在一次与扬州徽商、戏班班主江春的聚会上听到对方的愤然抨击“《青衫记》院本,以香山素狎此妓,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命意敷词,庸劣可鄙。”蒋士铨的改编一方面立意扫除前人作品中对于白居易狎妓的庸俗趣味,以原诗中最动人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句诗所体现的思想情感为基调,创作出了一部表达壮志难酬和人生悲喜的、严谨的戏剧作品。全剧共分4出,分别为:茶别,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改官: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秋梦: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送客: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蒋士铨根据自身经验改编《琵琶行》,对马、顾二人的爱情戏进行摒弃,还原了《琵琶行》诗中陌路相逢、天地同悲的主题意旨,表达了封建文人有志难抒的愤懑。剧中特别描绘了琵琶女花退红与丈夫吴名世的婚姻生活,丈夫“重利轻别离”,琵琶女只能痴情守候,孤单一人落得“梦啼妆泪红阑干”。如此一来白居易和琵琶女便不再有爱情交集,而是同病相怜,都是“天涯沦落人”,使剧作突出了沦落之恨。剧末一句哀叹“琵琶呀,则靠你弹出我一声声子规襟上血”[4],不仅是琵琶女的心声,更是白居易的感慨。此时的白居易不再是《青衫泪》剧中的痴情才子了,也不是《青衫记》剧中的多情文人了,而已经变成一个对人生有着深沉思考的落寞士子了。

白居易戏曲形象演变的原因

1.元代一度废除科举,儒生地位低下,不再像宋代那样“学而优则仕”,为了养家糊口,大部分文人从事戏曲行当,成了书会才人,常与戏子娼妓为伍。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朝法律规定“九儒,十丐”,读书人地位仅略强于乞丐。由于不能通过科举走进仕途,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提到的往烟花路上走的决心,便是以一种反传统的行为方式来表达对那个时代的不满。同样马致远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读书人,也没有仕进的机会,于是就在《青衫泪》中安排了白居易虽仕途受挫,但最终官复原职、抱得美人归,这也算是元代文人在心理上的一种文化补偿,体现了元代知识分子官场失意后,向情场寻求安慰,情场失败后,又从文场找补的一种精神胜利法。

2.明朝时期,统治者倡导程朱理学。在这种背景下,文人们在创作戏剧时便呈现出对 “理”的追求加强的趋势,如《五伦全备记》之类的作品开始出现。明代中后期后,“主情”的思潮开始涌动,李贽提倡“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汤显祖更是发出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的时代强音,凡此种种,都充分表达了对人的自然需求和情欲的认可。正是在这种的“情”的张扬背景下,顾大典在《青衫记》中塑造了白居易多情文人的形象。

3.蒋士铨少有才名,但他却功名蹭蹬,进士三考不中,直到乾隆二十二年,第四次赶考才中进士。进入官场后,蒋士铨曾满怀壮志,想一展抱负,无奈官场黑暗,被迫在壮年辞官,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这种人生境遇,使蒋士铨对《琵琶行》的故事人物很容易产生高度情感共鸣。他紧扣《琵琶行》主旨,在《四弦秋》中重点表现琵琶女花退红“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日浮梁买茶去”的情感生活和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遭遇。通过花退红感情生活的不幸映衬白居易沦落天涯的落寞,借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叹。

   结 语

在元、明、清三代,白居易的戏曲形象虽然几经变化,但戏曲中的白居易形象与历史中的白居易形象并不相悖,始终不离士子的身份,坎坷的命运。无论哪个朝代的改编都是在作者所处时代的背景下,一代又一代文人自身的写照。

参考文献:

[1]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元]马致远:《青衫泪》选自[明]臧晋叔:《元曲选》(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

[3][明]顾大典:《青衫记》选自[明]毛晋:《六十种曲》(第七册),中华书局,1982。

[4][清]蒋士铨:《蒋士铨戏曲集》中华书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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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绍伦